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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會、對日和約與「台灣地位未定論」

日本是在1895年依據當時的萬國公法取得台灣的主權。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其對台灣的主權該如何處置?在一開始就產生疑義。   國民黨政府史觀主張,戰後中華民國依據開羅宣言取得臺灣。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波茨坦宣言中有:「開羅宣言之條件必要實現」一語。而開羅宣言正規定戰後臺灣歸屬中華民國。該宣言之定稿,頗費周章。蓋美國所擬原稿為:「日本由中國攫取之領土,如滿州、臺灣、及小笠原群島等,當然應還中華民國。」然而開羅宣言卻是一份未經各國元首簽署的文件,性質上並非條約。再者,當年在起草開羅宣言時,英國外相艾登等人曾企圖將文字內容修改為:「日本攫取之中國領土,如滿州、臺灣與澎湖列島,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在中華民國代表王寵惠力爭下,始確定為:「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英方所主張之「放棄」論,未曾指出由哪一國負責接收,將使這些原屬於中國之領土,產生「無主地」之疑義。日後美國外交官員乃習得箇中三昧,引申「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   最早利用這個說法的,應該是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館新聞處長卡度(Cotlo)。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登載:美國新聞處長卡度向臺灣某參政員表示,「開羅會議公報和坡茲坦宣言雖然規定將臺灣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未締結以前,臺灣歸屬實尚未確定。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臺灣,那個時候,臺灣人可以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臺灣的歸屬。」(莊嘉農《憤怒的臺灣》,178 - 179 )從此之後,「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成為許多美國外交官的宣傳口號。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概念於1949年4月,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克德莫正式提出,他於於記者會上表示,「臺灣之最後處置,須俟締結對日和約後再定。」(1949年4月17日,上海《新聞報》)美國外交官中,當時就有主張台灣的主權仍未移轉。這一年9月,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費雪( Adrian S. Fisher )致函無任所大使吉賽普( Jessup ),討論臺灣的法律地位時指出:「從公認的國際法觀點而言,任何主權的轉移必須基於正式的條約或法定文件,割讓國必須於其上簽字。....國家戰爭海軍調整會議(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 3月25日通過決議:『依據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宣言,日本喪失對於臺灣的主權,基於中國在臺灣島上擔負施行政府權威,美國國務院認為臺灣已歸還中國,該地位尚須進一步以條約安排。』....這項決議可以被詮釋為臺灣的主權已經移轉給中國;也可以被詮釋為對於臺灣之事實主權,而非法律主權。這種詮釋可以在該決議最後一句話『該地位尚須進一步以條約安排』中得到支持,可以將最後的決定留待(對日)和約再行處置。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依據雅爾達協定,庫頁島應該「移交」蘇聯,可是美國官方認定,在(對日)和約簽訂前,該島仍然是日本的領土。(杜魯門總統1945年8月27日致史達林元帥函)」(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PECD S/A)言下之意,未有國際條約之前的庫頁島不是蘇聯領土,未有國際條約支持前,台灣也不是中國領土。 在美國國務院中也有相當強烈的反對意見,不贊成以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來預留干涉臺灣情勢的空間。1949年12月16日,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 致函美國國務卿艾契遜,提出備忘錄,以供艾契遜與杜魯門檢討臺灣情勢之用。他表示:「就算我們認為臺灣在對日和約未簽訂前,屬於日本領土。這種玩弄法律的伎倆還是會使美國出乖漏醜,畢竟美國自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以來一直支持中國政府對該島行使主權。在這種情況下,世人都會認定我國自行冒犯自己數月前在聯合國大會所強烈支持的決議案之精神。」(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894A.00/12-1649號)   當時美國政府的態度有點矛盾,或者可以說是兩手策略。表面上不去反對中國在台灣的統治,另一方面其外交官卻在暗地裡積極地搞分離運動。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美國對臺灣和中國其他領土並無掠奪的計畫,美國也不需要在臺灣的特殊利益或軍事基地。」國務卿艾契遜補充說明:「戰後不久,臺灣即根據波茨坦宣言以及投降條件而交還給中國。中國管理臺灣以達數年之久,美國或其他盟國對於該項權利或該項佔領,從未發生疑問。」似乎是決定放棄臺灣,然而檯面下仍動作連連。事實上,放棄臺灣的目的是為了要釣取中共這條大魚;等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旦簽訂,中共確定不會上鉤,檯面下的動作就浮到檯面上來了。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6月27日,杜魯門發表「臺灣中立化」聲明,其中有一段話:「臺灣未來地位應候太平洋安全恢復,對日和約成立或經聯合國考慮以後再行決定。」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於6月28日發表聲明:「臺灣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乃為各國所公認,美國政府在其備忘錄中向中國所提之上項提議,當不影響開羅會議關於臺灣未來地位之決定,亦不影響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恩來也表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必將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而奮鬥到底。」   世界各國與日本在1951年9月初於美國舊金山召開和會,結束二次大戰的關係。然而日本當與哪一個中國政府簽訂和約,實屬大哉問。當時,美國政府承認的中國政府是在台北的蔣介石政權;而英國與蘇聯則認定在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最後,各國主張讓日本與中國自行講和,其他國家(除蘇聯、波蘭、捷克外)則於9月8日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   舊金山對日和約第二條規定: 「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群島的所有權利、權限及請求權」,僅規定放棄而未指明交給哪一國,使「臺灣地位未定論」更為確定,後來在臺灣引起軒然大波,成為獨派的一貫主張及主要理論基礎。   這項規定使各造有各自表述的可能性。除了獨派與美國之外,日方也有其見解。日本首相吉田茂於其1963年所著之《世界與日本》中曾指出:「雖然日本政府放棄了(對臺灣的)領土權,(臺灣的)歸屬卻尚未定。」曾在臺灣總督府任職的臺灣專家井出季和太也主張「在提供美軍基地的條件下,以聯合國託管的名義,將臺灣的民政理移交給日本」。(井出季和太《講和會議台灣歸趨》, 218)   舊金山和約的主要策劃人為美國總統杜魯門之首席顧問杜勒斯。渠以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邀請其中一個等於否認另外一個為由,未邀中國政府參加。和約簽訂後,日本恢復獨立,乃得以自由決定要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和約。吉田茂乃展開兩面外交,企圖從中得利。國民政府為了中國代表權,乃於1951年10月15日由行政院新聞局發表放棄對日要求賠償的聲明。另一方面,又運作美國五十六位參議員上書美國總統,要求美國政府督促日本與中華民國訂定和約。12月10日,杜勒斯赴日向吉田施壓,到了杜氏即將離日返美之日,吉田茂方才接受杜勒斯所擬草案,據此草案而擬出一份《吉田書簡》,保證不會與中共簽訂和約。   1952年4月28日,中日雙方在臺北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條約第二條雖然規定日本放棄臺灣,卻沒有明白指出臺灣要歸還中國。   兩岸的對峙授與日本漁翁得利之機。1951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放棄對日求償。1975年,日本與中共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之前,亦巧妙地利用這種情勢,使中共放棄對日求償。在日本方面,由於不必付出侵略中國的代價,乃得以順利建設,成為今日巨富。而中國則白白失去應得之賠償。中國人愛面子,卻可以不要裏子,連在談判場合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日本與列國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或是日本與蔣政權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均未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這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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