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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外交的成敗

一 韓戰救了蔣政權   韓戰是20世紀最重要的幾場戰役之一,此役對於整個世界局勢的影響不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華民國得以生存、日本得以復興、中共與美國長期敵對,可以說都是拜韓戰所賜。韓戰可以討論之處甚多,吾人在此僅將重點置於韓戰對於蔣政權的影響,亦即:韓戰救了蔣政權。   「韓戰救了蔣政權」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方面,韓戰打亂了美國政府的兩手策略(出賣臺灣與棄蔣保臺相互為用),而不得不支持國民黨政府;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出動重兵前往朝鮮半島,無力在美國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的情況下渡海攻臺,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休養生息。 1949年8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準備放棄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然而究竟是要棄蔣保臺,抑或是棄蔣棄臺,還有待思考。行動的判準在於能否成功地使中國共產黨狄托化,與美國合作。若成功,則不妨將臺灣送給中國共產黨;若失敗,則要用盡一切外交、經濟上之手段(唯獨不考慮使用軍事上之手段),以保臺灣免於落入一對美國具有敵意之政權手中。即使主張臺灣獨立最力的前美國駐臺北副總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 在國務院內部文件上也原形畢露,表示:「等到美蘇不再敵對,而且中共也不再危害美國的遠東利益時,則舉行公民投票,將臺灣的主權移交給中共。....準備把一個由臺灣人所組成的有紀律,又有效率的政府,交還給中國大陸上一個有紀律、負責任、又令人信賴的政府,是吾人當前對該島的計畫。」( 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894A.00/1-749-CSBM號)清楚地暴露出美國官方只想利用臺灣作為釣餌,隨時可以加以出賣的心態。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1)美國在目前的中國局勢中,不擬使用武裝力量;(2)不以任何方式干預中國的內爭;(3)不予國民政府任何的軍事援助和勸告,但將繼續給予有限的經濟援助。同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eson)發表「國防界線 ( Defense Perimeter ) 」演說,表示:(1)蔣介石之失去中國大陸,係由於其人民之委棄,而非由於其兵力之不足,更非由於其外來軍援之缺乏;(2)中國人民民族意識已甚濃烈,誰說親蘇,誰就是中國的敵人;(3)美國太平洋防線是自阿留申群島經日本、沖繩,而至菲律賓。表面上已經放棄臺灣,暗地裡卻有許多小動作。   杜魯門及艾契遜的聲明與演講,主要的用意在爭取中共,因此以「中國人民民族意識已甚濃烈,誰說親蘇,誰就是中國的敵人」來加深中共國際派與「民族主義派」的摩擦。試圖將「民族主義派」拉攏過來。   美國國務院方面的態度如此,而軍方也以現實利益考量,不願意對臺灣用兵。   1948年12月7日,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參軍弗雷塞(Fayette J. Flexer)抵達東京面見麥帥。「麥帥獲悉國務院少數高級決策官員,極為盼望他就華北共軍進展的抵抗一旦中止,臺灣政府一旦落入共產黨手中,則吾人在西太平洋的防禦計劃可能受何影響一節,坦誠提供意見。....麥帥立即陳言,顯然這個題目他已深思多時。他慷慨言論,從戰略觀點看,聽任臺灣落入敵手,將使吾人在遠東整個防線產生裂縫。沖繩將直接持續受敵威脅,亦將難以防守。....值得注意的是,麥帥沒有表示美國需要在臺灣建立基地他的關切,和國務院一樣,是不應讓蘇聯(或中國以外之任何其他大國)在臺灣建立據點,或利用島上設施。」(臺灣命運機密檔案,103 - 105 ) 然而,四個月之後,另一份報告卻帶來麥帥不同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前美國駐臺北總領事克倫茲(Mr. Kenneth Krentz)於1949年4月25日的備忘錄中報告其於3月份在東京與麥帥晤談時,後者強調:    我們(指美國)沒有任何軍事上的理由需要取得臺灣基地。該    島在我們對付假想敵上並沒有什麼作用,他們也不可能利用該    島來對付我們。 克倫茲補充說:『這項論斷最被強調,而且為無上命令。』」(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894A.00/12-1649號)   1948年11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Joint Chief Staff)李海上將密呈說帖致國防部長轉函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指中國情勢日惡,臺灣澎湖各島之形勢,關係日本與馬來西亞半島之航路,亦控制菲律賓與沖繩島間之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國家之手,美國遠東戰略地位將受損害,故美國無論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經濟方法,使其常屬對美友好之政權。( F.R.1949,Vol.9, 261 - 262.)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 Staff, JCS)雖然認為「宜用一切外交及經濟方法,使臺灣常屬對美友好之政權」,卻不贊成對臺灣用兵。「(1949年)2月3日,NSC再度因國務院的緣故諮詢JCS:『一旦用盡所有外交、經濟手段仍不能防止臺灣淪入共產黨手中,究竟會對美國安全造成多大的衝擊?並評估,是否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2月10日,JCS以NSC37/3號備忘錄(Tab B)答覆此一問題:『軍事參謀聯席會議依然認為,此際對臺灣採取任何明目張膽的軍事行動都是不智的。臺灣的戰略地位固然重要,然而我國目前的軍力與我軍現在的全球防務實在不成比例,在這種情形下對臺灣用兵的想法實在不值一提。因為這將使我軍大費周章,而無法應付世界其他地區的緊急危難。和冰島比起來,冰島的陷落將使我軍面臨直接的軍事威脅;臺灣可沒有這種份量。』」(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894A.00/12-1649號)   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之後,立即於1949年8月9日詢問JCS:「既然現在沒有任何保證,在用盡一切外交、經濟手段之後,臺灣能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應要求JCS重新檢討1949年2月10日備忘錄對臺灣戰略價值之評估。JCS於1949年8月17日以備忘錄答覆: ....必須重伸其稍早有關臺灣戰略價值之評價,亦即:即使用盡一切外交、 經濟手段,都不應對臺灣採取任何明顯的軍事行 動。因為我國軍力與全球 防務實不成正比,這個情況在我軍致力北約事務之後,還會更嚴重。因此, JCS明確回覆國務院1949年8月9日的備忘錄(NSC37/6),本會 議認為我國不應出兵攻佔臺灣。這項行動將會遭遇下列問題: a. 軍事佔領將先後遭受國民黨軍的抵抗及共產黨軍的攻擊,致使我方必須   投入主力部隊,無力應付世界其他地區的緊急危難。 b. 如果我方以防衛臺灣內外安全的理由獲得國民黨的同意,得以順利佔領   臺灣,避免a. 項所提到的軍事衝突,本會議還是反對。因為將來還是   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JCS並強調:任何聯合其他政權共同統治臺灣的建議,無論是否在聯合國架構下運作,其後果都與我軍單獨佔領臺灣沒有多大的差別。」(ibid. ) 美國軍方不贊成出兵佔領臺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不願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軍事衝突。參議院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 Alexander H. Smith )雖然力主「美國應立即與吳國禎先生(省主席)進行非正式會商,....以安排美軍進佔該島」(美國國務院中央檔案894A.00/12-2749 A/MM),JCS還是認為「就算國民政府同意合作,我們也得漟混水,一方面保衛臺灣,另一方面還要支持國民政府在臺灣的主控地位。臺灣人民對這個從中國大陸的政權深惡痛絕,一心期待獨立。我們將發現,我們居然支持一個聲敗名劣、為人民所擯棄的政權宰制一群心懷不滿、甚至反叛的臺灣人民。....如果美國在允許國民政府繼續生存下去的條件下佔領臺灣,國民政府一定會以臺灣為基地出擊中國大陸,使臺灣被中國大陸攻擊的機會大為增加。駐紮在臺灣島上的美國軍隊也不一定就有能耐在中國共產黨發動總攻擊而臺灣也產生暴動的情況下守住該島。」(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檔案894A.00/12-1649號)   美國的期待,並未獲得中共善意的回應。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布向蘇聯「一邊倒」。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率員赴莫斯科訪問,與史達林會談。1950年1月20日毛澤東電召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會談。2月14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以及「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則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由於當時日本處於美國軍管之下,根本無可能對蘇聯或中國大陸加以挑釁,該條約顯然是將當作假想敵而設定的。   既然中共成為「對美國具有敵意之政權」,美國乃必須採取對策以防臺灣落入其手。也就是暗中加緊進行「棄蔣保臺」的工作。早在1949年,美國國務院即已打算以孫立人為傀儡。1950年2月20日,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擬定「臺灣政變草案 ( Draft Coup d'Etat in Formosa ) 」,策動孫立人軍事政變,軟禁或放逐蔣介石。同年5月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畫處(Policy Planning Staff) 副主任尼茲( Paul H. Nitze ) 又提出「臺灣局勢的假設性發展」,討論孫立人發動軍事政變倒蔣時之善後工作。5月18日,舟山群島失守。5月19日,美國自臺灣撤僑。臺灣情勢極度緊繃。5月30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克斯約集國務院同僚於私寓,推杜勒斯於6月29日至臺灣見蔣介石,告訴蔣臺灣陷落必不可免,要蔣介石自行向聯合國提出託管臺灣,由美國武力保護。( F. R. 1950, Vol.6, 347 - 351.)6月19日,美國國務院召開對臺政策會議,計畫:(1)如果美國要防衛臺灣,則蔣介石及其黨羽必須離開臺灣,將民事與軍事郊遊美國所指定的中國人和臺灣人領袖;(2)上述步驟完成後,美國海軍將駐防臺灣水域以避免中共攻臺或臺灣反攻大陸;(3)如果蔣介石抵制上述計畫,美國應派出密使以最嚴密的方式通知孫立人,如果他願意發動政變以軍事控制全島,則美國政府將提出必要的軍事援助與建議。 政變預定在6月25日發動,但正巧韓戰就在那一天爆發,暫停行動。至於杜勒斯見蔣介石之事,也同樣起變化。臺灣因為美國總統杜魯門於6月27日命令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得以暫保安全。正如魯克斯所說,韓戰挽救了蔣介石政權,也救了臺灣。   「韓戰救了蔣政權」還有另外一重意義,此即:原本蓄勢待發,準備渡海而來的中共軍隊,因為必須支援朝鮮半島,而暫停行動,給予國民政府喘息的機會,得以重新整頓,隨著時局變化而枯木逢春。   中共在韓戰爆發之前,並無餘裕關心朝鮮半島局勢。當時中共中央的工作重點,對外要拿下臺灣,徹底掃除國民黨勢力;對內則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整黨運動以及全國性的土地改革。這些事業已夠中共焦頭爛額了,韓戰則打亂了中共的整個佈局。1950年6月30日,周恩來通知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情勢的變化使我們的攻臺計畫增加了困難....我軍衛隊護當前局勢變化,宜採下列措施:繼續整編地面部隊,加強海空軍力量,延期攻打臺灣。」   中共一開始比較關心的,並不是朝鮮半島的局勢,而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50年6月27日聲明「臺灣中立化(一、第七艦隊阻止中國對臺灣攻擊,二、阻止國民政府進攻大陸,三、臺灣的未來由聯合國檢討)」。6月28日,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政府決定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第七艦隊以向臺灣沿海出動,這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必將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而奮鬥到底。一直要到8月20日,中共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才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抗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臺灣,而其重點依然放在臺灣。      中共最初只打算加強東北的防務。7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保衛國防討論會地依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決定:一、在一個月內將四個軍及三個砲兵師調往安東、緝安、本溪等地;二、任命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肖華為副政委。7月13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原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為主組建東北邊防軍,下轄四個軍、三個砲兵師、一個高射炮團、一個工兵團,擔任保衛東北邊防安全的任務。   韓戰爆發後,北韓軍一度獲取優勢。9月15日,聯軍登陸仁川,開始反攻,形勢開始逆轉。   10月2日,中共高層於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北韓在美軍的攻勢下節節敗退,中共所應採行的方案。周恩來、任弼時、陳雲、林彪等激烈反對參戰。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責任援助北韓的理由,否決大多數人的意見。(彭德懷自述,257 - 264) 當天晚上,毛澤東發出《關於中共中央決定派軍隊入朝鮮作戰給史達林的電報》,指出:「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份軍隊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佔領去了,朝鮮革命受到根本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10月3日,周恩來透過印度駐北京大使潘迪加祕密照會華盛頓,警告美軍不得跨越三十八度線,否則中國不會坐視。10月7日,聯軍跨過三十八度線,進入北韓。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同日,毛澤東發布《關於組成中國志願軍的命令》;又發出《關於派遣志願軍入朝的問題》,要點為:「一、根據目前形勢,我們決定派遣志願軍到朝鮮境內幫助你們反對侵略者。二、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三、志願軍的後方勤務工作及其他在滿州境內有關援助朝鮮的工作,由東北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岡負責。四、請你即派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高岡會商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有關問題。」10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人發表聲明,抗議聯合國大會在美帝操縱下非法通過的八國提案,並指出美軍正部署大規模越過三十八度線,威脅中國安全,中國人民對於這種狀況不能置之不理。   10月15日,毛澤東發出《 關於志願軍先頭部隊出動時間問題的電報》:「我軍先頭軍最好能於本月17日出動,23日到德川地區。休息一天,25日開始築工事制敵先機。第二個軍可於18日出動其餘可在爾後陸續出動,10天內渡江完畢。」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10月25日,南韓部隊於鴨綠江南岸四十英里處遭遇共軍。   由於中共參加韓戰,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並使美國人之子弟喪生異域,中美關係惡劣到極點,一直要到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時才解凍。中共與美國發生衝突,漁翁得利者咸為蘇聯。「朝鮮戰爭....在長時間內阻止了民族主義的中共領導人和美國統治集團的勾結,迫使中國領導者進一步與蘇聯合作。」(鮑里索夫與科洛斯科夫,117 )由於這個作用,令人不能不懷疑,史達林有意利用韓戰來斷絕中共迪托化的可能性。 二 中國遊說團 蔣介石的對美工作,主要仰賴中國遊說團。負責操盤的宋子文與宋美齡兄妹,深諳美國政治的關鍵,因而能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對蔣友善的政策。 美國政治的本質是利益團體動員群眾,向國會提出訴求,讓國會通過種種法案或者對行政機關的人事案表達意見。利益團體也往往是政治人物動員選票以及募集政治獻金的主要來源。因此,在美國誰能動員越多的利益團體,誰就越有影響力。美國政府做出各種重大決策時,從來不能忽視各個主要利益團體的意見。 美國國內有不少利益團體跟中國有關。19世紀以來,許多美國人到中國經商,辦學校,蓋醫院,傳教。其中不少人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早已把中國視為第二故鄉。第二次大戰期間,這些人回去美國暫避戰火,但對於中國仍抱持同情與關懷,所以組成許多組織,經常要求美國政府支持國府。舉例而言,中國應急委員會(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 成立於1949年3月,委員會主席為斐特烈.C.麥基(Friedrich C. Maiki),主要成員有:眾議員周以德、眾議員B.卡羅爾.里斯、艾琳.庫恩等人。同年,該委員會改名為援助中國以保衛美國委員會(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Anti-Communist China ) 。其目的在於確保國民黨獲得美國財政援助並阻止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由麥基擔任該委員會主席,並增加威廉.J多羅萬將軍(前OSS局長)、查理.愛迪生(前紐澤西州州長、海軍部長)及赫伯特.威爾其(紐約主教團主教)三位副主席。憲政委員會也很關心對華政策。科爾伯格( Alfred Kohlberg)於1951年擔任該委員會顧問。弗雷達.厄特利和威廉.R.詹森等均曾在其出版品上發表過有關中國政策的文章。   蔣介石政權很早就發現這些團體的重要性,早在1942年宋美齡赴美訪問時,即已交代魏道明在美國組織 FOCC( 中國之友社),此即為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 之前身。(張意齡,22)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早就運用其美國友人與對國府友善的雜誌社製造輿論。其中較重要者如< <中國月刊>>(其主編馬克.蔡神父後來到臺灣擔任靜宜女子學院校長)就常發表文章攻擊華府的遠東政策,主張支持蔣介石,反對美國國務院要求國共合組聯合政府的政策。阿弗烈.科爾伯格(Alfred Kohlberg)常在該刊發表文章,並於1946年創辦美國對華政策協會( 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集合親國府人士,為國府說話。其首任會長由< <生活(Life)>>及< <時代(Time)>>雜誌社老闆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妻子C. B. 魯斯擔任,主要成員有:眾議員周以德、弗雷達.厄特利、艾琳.庫恩、傑拉爾丁.菲奇、威廉.R.詹森、 依薩克.唐.萊文、瑪格麗特.普羅克特.史密斯等人。由於魯斯夫婦的關係,< <生活>>及< <時代>>也對國府相當友善。   1949年,美國發表「中國白皮書」並準備放棄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時,是國民政府最危殆的時刻。韓戰爆發給了蔣介石喘息的空間後,他開始利用中國遊說團在美國展開大反撲。 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的主要作法是向美國人灌輸兩種觀念:第一、蔣介石統治下的一個強大而友好的中國,對美國國家利益和安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第二、美國政府及其駐華代表並沒有給予蔣介石必要的支持,蔣介石如果能自美國得到充份的支持,就必然可以獲得勝利。   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大力抨擊美國駐華代表之親共行為,並且將之視為共產黨同路人。1945年,美國戰略情報處(OSS)發現美亞雜誌社(Amerasia)竊取美國國務院機密檔案一千兩百餘件,其中有不少極機密文件。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是六個嫌犯之一,涉嫌自國務院盜取機密文件。「1945年3月,也就是在羅斯福總統於雅爾達舉行的重要會議結束數星期以後,戰略情報處的人員對美亞雜誌社採取了一次午夜搜查行動。在該社的幾個有影印設備的房間內,發現了幾百件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有許多是從中國來的--將近有一百件簽有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祕書,也是史敵威將軍所信任的政治顧問之一的謝偉志的名字。」( Anthony Kubek ,51)謝偉志原任職於美國國務院,1943年被史迪威將軍借調至其指揮部擔任政治顧問,在1944年7月,美軍視察團訪問延安時扮演了極其關鍵性的角色。「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 最重要的工作是同共產黨高級指揮機關進行外交聯繫。這項工作主要由史迪威辦公室的外交官約翰.斯圖亞特.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執行。」(David D. Barret,2 - 3)事實上,謝偉志與戴維斯( John P. Davies )是美國駐華代表中對中國共產黨最友善的,人稱「戴謝集團」。如今謝偉志牽涉到竊取國家機密或間諜罪名,自然授與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一個相當良好的切入點。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等人乃指控,國務院中有共產黨間諜潛伏。   除了攻擊美國國務院為共產黨所滲透外,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更要求追究「失去遠東」的責任。雅爾達密約、赫爾利及馬歇爾的調停,都成為被攻擊的重點。一言以畢之,美國政府沒有給予蔣介石堅定而充份的支持,是中國淪陷、遠東喪失的主要原因。   1950年代初期,蔣介石政權提供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許多情報,讓他可以在美國國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一九五○年中共派兵參加韓戰,美國兵死傷不少,中國遊說團趁機運作吵鬧起來,於是輿論一面倒向反共,昔日接近中共之官員與學者頓時成了眾矢之的。一九五一年,國務院中最著名之中國專家如謝偉志、戴維斯(J. Davis)、克拉布(O. E. Clubb )、范宣德(J.Vincent, Jr.)等人均遭停職處分。『中國白皮書』之主要起草人吉賽普(P. Jessup)也遭麥卡錫指控為蘇聯間諜,為此必須接受長期調查,並因此失去代表美國出席聯合國第六次會議的機會。國遊說團」對美國所有負責東亞事務的外交官和政府顧問施予「精神監禁」,是明顯反對蔣介石的人,都有可能被懷疑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並接受忠誠調查的疲勞轟炸,最後斷送前程。如此一來,美國的「中國通」被整肅殆盡,朝野只剩下親蔣人員的聲音。」(許介鱗教授著『戰後台灣史記』) 三 蔣介石對美國的利用與防範   蔣介石一方面靠「麥卡錫主義」改變美國官方對他的政策,在另一方面,蔣介石也重用美國人所能信賴的文武官僚,以便爭取美援,尤其是以吳國禎擔任臺灣省主席,及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為最重要的人事安排。然而,蔣介石很小心地不讓美國人或者黨內親美人士對他造成威脅。   吳國禎及孫立人兩位留美派人士一個擔任臺灣省主席,另一個擔任陸軍總司令,就名目而言,不可不謂之高官,實際權限並不大。省主席雖然管轄臺灣全島,然其上尚有總統及行政院長同在此地,轄區重疊,而名份更高。除行政系統外,另有國民黨系統同時貫穿全體公務員,要獨行其是甚難。陸軍總司令固然號令地面部隊,然其上尚有三軍統帥及參謀總長,亦可直接對軍隊貫徹命令,此外尚有海軍總司令及空軍總司令與之平起平坐。同時在陸軍中,還有蔣經國的政戰體系密切監控,亦難有所作為。   吳國禎與孫立人因美國關係而顯貴,同時也埋下日後垮臺的因子。他們都與聲勢日盛的蔣經國有所衝突。吳國禎反對蔣經國搞救國團,不但不予資助,還指責該團為希特勒的法西斯集團和共產黨的共青團。1953年4月初,發現坐車遭人蓄意破壞,乃辭去省主席職位,飛往美國避難。12月,國內盛傳吳氏曾套取鉅額外匯,立法院、國民大會中有人提議查辦。  1954年2月26日,吳國禎接受美國合眾社訪問時表示:「我深信目前的政府過於專權。」引起國內砲轟。1954年3月17日,蔣介石發出總統令:「吳國禎背叛國家,汙蔑政府,撤免行政院政務委員職,至在臺灣省主席任內違法瀆職,應徹查究辦。」3月18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開除吳國禎黨籍。吳氏從此流亡美國,1984年6月6日去世。   孫立人也因反對軍中政戰問題與蔣經國不和。除此之外,他在鳳山訓練新軍,對黃埔系軍中大老而言頗有威脅。而他與美國軍方過於密切,也令蔣介石不安。這些因素互相作用下,終於使他失去自由。1954年6月24日,孫氏名義上被晉升為總統府參軍長,而實質上卻不再能直接指揮軍隊。1955年8月20,因其部屬郭廷亮涉嫌匪諜案而遭連作免職,並被處以禁之處分。一直要到1988年3月20日,才恢復自由。不久之後,便去世了。   冷戰期間美國在東亞與一些獨裁者合作,但也經常陰謀推翻某些不合他們心意的人。1963年越南總統吳庭豔被殺害,以及1979年韓國大統領朴正熙遇刺,都有相當多人懷疑美國在背後扮演的角色。(http://www.edu.cn/20021011/3069830.shtml)蔣介石是少數美國政府不見得喜歡,卻能在位到老死的獨裁者。他的手段是有獨到之處。一言以蔽之,他在美國主要倚賴「中國遊說團」左右美國的輿論;在台灣則嚴密的監視用來吸引美方資源的人士。 國府防範美國的程度,甚至會趁機侵入美國大使館偷看極機密資料。在1957年駐台美軍一位上士雷諾(R.G. Reynolds)槍殺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劉自然,引發一次嚴重的暴動。當時是戒嚴時期,國府對台灣各界的控制十分嚴密,1957年5月24日,台北卻發生由教官帶隊,學生配戴救國團臂章包圍美國大使館的奇怪事端。「此時有一群有組織的人士,開始散發新臺幣十元鈔票,唆使群眾進攻使館。四時二十分,群眾發現躲在使館地下室的美國外交官員,乃對他們施暴,其後在警察的保護下離開現場。....美國大使館約有十個小時處在一片混亂之中。該單位所藏機密檔案被取出至少四個小時左右。....美國盛傳蔣經國所指揮的救國團在煽動群眾搗毀美國大使館,扮演極為積極的角色。」(許介鱗,1996) 國府一方面倚賴美軍協防台灣,另一方面卻也不信任美軍。極機密的軍事重整計畫,事實上是委託給當年侵華的日軍核心幕僚。1949年7月,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為蔣介石籌組一個秘密的日軍顧問團,化名為「白團」,團長是曾任日軍第23軍參謀長的富田直亮,團員當年也都曾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50年起,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之下,設置「圓山軍官訓練團」,1952年移至石牌,改名「實踐學社」。這兩個單位都由「白團」的日軍參謀擔任教官,主要灌輸國軍軍官效忠領袖的觀念。蔣介石很看重這方面的訓練,凡是師長級以上的軍官升遷,都必須先經歷過「白團」的訓練。「白團」對中華民國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金馬保衛戰」。當時美軍不贊成防守金門跟馬祖,是「白團」建議蔣介石在金門挖掘隧道,這才躲過八二三砲戰的摧殘的。 四 美援與經濟計劃   1948年7月,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 <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美國政府提供國民政府經濟援助以安定中國大陸經濟,穩住國府政權。10月,國府的金元券政策失敗,引發全國通貨膨脹,民心徹底動搖。1949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徹底失敗,美國即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援和經援。(尹仲容, 277)國府播遷來台,美方雖仍與之換文延長雙邊協定,但在初期經援實際上陷於凍結狀態。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基於防堵共產黨的政治利益考慮,才在是年下半年恢復對華經援。從這個時候,到1965年6月3日為止,美援為期共十五年。中華民國接受的各類型經濟援助共達十四億八千二百萬美元,平均每年約達一億美元。(王作榮,17 - 18)   在美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十五年當中,美方主管對外援助的單位曾經有過三次改變,其援助內容及援助方式也有所不同。國府也跟著調整其主管單位加以對應。   1950年美援剛開始恢復時,美國政府中主管該項業務的單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 Mutu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MSA ) ,該單位設有中國分署,專司對中華民國提供美援。此時美國所提供的美援主要為一般經濟援助(包括防衛支援、技術合作以及軍事支援),援助方式主要為贈與。1953年,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向美國國會報告時指出,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經援目的有三:經濟穩定;協助美方軍事活動;促進臺灣自給自足的能力。 在美援到來的頭幾年當中,由於中華民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因此援助項目十分雜亂無章且多半是民生必需品。這使得台灣人 民能夠獲得生活基本需求並且緩和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到了19 50年代中期,臺灣政經局勢已經大致穩定下來,經濟也恢復到 戰前生產最高峰。這時候美援的用途開始由補洞堵漏轉變為促進 經濟發展。不過美國國會仍將其視為軍事援助的一部份,計劃性 援助的比例增加,這表示接受援助的國家必須針對某種經濟計劃 申請援助,好讓美國能夠控制錢的去向。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致力 建設臺灣本島,為了實現這項目標,1953年它制定並開始實 施一項四年經濟計劃。(高棣民, 128)     美國方面既然以「促進臺灣自給自足的能力」為對台經援的目標,國府也就提出對策以爭取之。1953年,行政院長陳誠在聯合紀念週報告年度兩大施政,其中一項為生產建設計劃。「關於本年度生產建設計劃,乃是四年生產建設計劃的一部份。....這個生產建設計劃的擬定,有一個目標.... 就是力求提高自給自足的程度,使主要的必須物資能夠自給,使國際收支可以平衡。」(何定藩, 263) 同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行政院之下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統籌第一次四年經濟計劃,以爭取美援。經濟安定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臺灣省政府主席俞鴻鈞兼任,其下設有四組一會:A組主管金融、銀行、信用政策;B組主管預算與美援;C組主管美國軍援與經援;D組主管農業;此外設有工業委員會。工業委員會係由原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工作人員改組而成,該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亦曾擔任生管會副主委。由於生管會曾於1949年至1953年取代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的職權,管理在臺灣的國營、國省合營、省營、及民營的生產事業,對臺灣的工業狀況掌握地相當清楚,改組為工業委員會之後,繼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區第一次四年經濟計劃即由經濟安定委員會D組及工業委員會負責設計,前者負責農業計劃、後者負責工業計劃。「關於農業計劃,其增產目標有四:對於供給國內需要及外銷均有重要性者,如米。對外銷具有重要性者,如甘蔗、青果、茶。對減少進口具有重要性者,如黃麻、花生、黃豆、小麥。對供應國內需要具有重要性者,如甘薯、菸葉。.... 關於工業發展及投資計劃,係以電力及肥料為主,其次為礦業、紡織業、食鹽及副產品、紙漿及紙、金屬器、石油及副產品、林產、油脂、化學品、水產、航運等等。」(何定藩, 263)   為了爭取美援方便起見,工業委員會在擬定計劃時,不但邀請美方代表參加,特意使用英文以便美方代表參與,還需要應付美方不同的意見。「工業委員會每週開會一次,通常是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地點在美援會二○ 九室。會議有兩種,中方人員的會議,用中文進行;中美雙方的共同會議,則以英文來進行。參加會議的人員,中方是由工業委員會專任委員、其他相關部會首長及國營企業主管代表,美方則由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工業處代表。美援會聘請的顧問美國懷特工程公司,也經常在場提供技術性的意見。.... 由於尹仲容個性很急,不滿美方態度專擅時,常會生氣罵人,因此美國代表通常都還算合作。」(李國鼎,94 - 95)     1957年,美國政府改以國際合作總署(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Administration, ICA ) 主管美援事務。除一般經濟援助之外,另加剩餘農產品及開發貸款基金 ( Development Loan Fund ),援助方式以贈與及貸款並行。「美國政府有意鼓勵美國私人投資,以取代政府外援。此外,由於臺灣海峽形勢的轉變,更使美國加強了促進臺灣自立發展經濟的決心。」(李國鼎, 116)   中華民國政府也在1957年起實施第二次四年經濟計劃。其目標在:「繼續開發資源,增加農業生產,加速發展工礦事業,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擴展出口貿易,平均國際收支,謀求農工之間和各工業部門之間的密切配合與均衡。」(張果為, 805)第二次四年經濟計劃除了農業計劃和工業計劃之外,尚包括交通計劃及四項專案計劃(石門水庫、西部海埔新生地、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興建國民住宅)。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高棣民認為,「這些經濟計劃主要是被用來申請國際開發總署(應該是國際合作總署)的補助。」(高棣民, 128)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上台後制定國際開發法,並據此設立國際開發總署(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 以為美援主管單位。「當時美元防衛正成為美國經濟上的重要課題,前此以贈與為中心的對外援助完全改變為以貸款為中心。從美國對外援助的潮流來看此國際開發法,在制度上有取代1951年相互安全保障法( MSA ) 的特性。基於此國際開發法而施行的援助,由開發借款、開發贈與(包含技術合作)及支持援助等三項所構成。開發借款又可分成計劃貸款及物資貸款,在內容上取代了以往 MSA援助中的防衛支援及開發借款基金。相對於此,開發贈與可說取代了以往的技術合作。支持援助則是以安定低開發國家的政治、經濟為目標所實施的援助。然而就台灣的情況而言,據判斷已達經濟發展的『自立階段』,因而被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自1961年以降,臺灣所接受的美援正式上限於開發借款、開發贈與(技術合作)及公法四八○剩餘農產品三項。 ....在開發借款方面,附加了利率、償還期限等條件,與一般國際借款差別不大,但其特徵是附加了以美元來償還的條件,顯然是為了要防衛美元。於此,美援已成為名符其實地以『援助』為名的國際借款。」(劉進慶,355- 356)   相應於美國以貸款為主要的對外援助的手段以及對臺美援中斷的可能性,國府也於1961年提出第三期四年經濟計劃,其目標在於「改善投資環境,提高生產能力,增強產絣的國際競爭力,擴展對外貿易,擴展對外貿易,減少對美援的依賴,將經濟逐步引向新的結構。」(張果為, 805)除了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石門水庫建設之外,還包括社會建設、國際貿易與國際收支等計劃。   中華民國在五○年代與六○年代提出三次四年經濟計劃的時機與內容,恰恰與美國政府提供對外經濟援助的設計相吻合,乃得以取得龐大的美援,從事基礎建設。1963年,臺灣的工業生產淨額首度超過農業,國際收支也首次出現順差。  五 國際環境變化與蔣介石晚年的外交挫敗 國府透過 「中國遊說團」,成功地製造「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神話。到了 六○年代末期,這個神話已經出現破綻。重點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 )的 豹變。 蔣經國時代的外交政策,因死守「漢賊不兩立」的原則,長期處於「敵來我走」的窘境。(其實,北京早期爭取台灣邦交國時,並沒有要求對方先與台灣斷交;反倒是台灣自己傻傻地先跟對方斷交)。蔣介石時代一群比較有彈性思維的外交官如葉公超等,都已經在歷次的人事鬥爭中被迫去職,在蔣經國時代主導外交部的,是比較重視意識形態的沈昌煥(此工思想僵化的程度,可以從一事看出:到了冷戰結束,他還會拿《蘇俄在中國》反對跟俄羅斯來往,其事蹟詳http://zh.wikipedia.org/wiki/沈昌煥)。在美國等第一線的重要位置者,雖然在國內受到官邸的信任,到了駐在國卻未能掌握局勢變化。如駐美大使沈劍虹見到尼克森與季辛吉的次數,還遠比不上當時尚未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華盛頓代表黃鎮。等到台北方面發現苗頭不對,想換一個比較靈活的外交官去當駐美大使時,也遭美國國務院回拒。 在美國,卡特擊敗福特後,立即與新任國務卿范錫約見季辛吉,決定早日完成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他對台灣的態度比先前兩任共和黨總統更嚴厲,拒絕接見當時還是駐美大使的沈劍虹,而國務卿范錫也不肯與沈劍虹見面。「沈劍虹以及國府其他官員只能透過『臺灣遊說團』等老套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卡特回憶錄記述,大選剛揭曉,國府即以免費豪華渡假旅遊招待卡特鄉親來臺,享受美酒佳餚,並贈送珍貴禮物。卡特素來自許清廉,且以道德訴求當選總統,自不許其家人邀接受招待,但因反對其親友赴臺接受國府款待,為此而與幾個朋友關係惡化。國府拿手的『款待外交』,至此反而弊竇叢生了。」(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第47章,p.455) 同樣的手法,在蔣介石時代可以奏效,是因為那一代的美國國務院裡面的中國通,都被「麥卡錫主義」清洗得差不多了;到了蔣介石晚年與蔣經國時代,新一批的中國通興起,而此際「麥卡錫主義」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了。在國府方面,蔣經國時代的外交掌舵者沈昌煥,與蔣介石時代的宋美齡相較之下有天壤之別;而在第一線執行任務的沈劍虹,也根本不能跟前輩外交家葉功超等人相提並論。大環境變得不利於台北,掌舵的和前鋒大將卻比較差,蔣經國時代的外交挫敗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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