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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如何接收台灣

  1943年12月 3日,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要求日本無 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 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準備接收臺灣及東北。1944年 5月12日, 中央設計局設立「 臺灣調查委員會 」及 「 東北調查委員會」,分別由陳 儀、沈鴻烈主持。陳儀曾留學日本、福建省主席任內常與日本人交涉,是國 府中有名的日本通,又曾到臺灣考察,堪稱少數了解臺灣事務的人士之一, 因此雀屏中選,負責接收臺灣。 「臺灣調查委員會」初設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五人。分別是主任委員陳 儀、委員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沈仲九、周一鶚、夏 濤聲都是陳儀當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時的部屬:沈為省府顧問、周為省府委 員 及糧食局長、夏為莆田縣長。陳儀的意志乃得以在臺灣調查委員會中貫徹。   就省籍分佈而言,陳儀是浙江紹興人、沈仲九也是浙江紹興人、王芃生 是湖南人、錢宗起是浙江人、周一鶚是福建人、夏濤聲是安徽人,竟無一人 出自臺灣,對臺灣情勢未免膈膜。 1944年 9月25日,始加派黃朝琴、游彌 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等臺籍人士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然而這些 臺籍人士都另有要公,大多不曾與會。黃朝琴任職於外交部,丘念台在廣東 從事敵後工作,謝南光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李友邦則在浙江 金華山區組訓「臺灣義勇隊」,都很難分身參與臺調會事務。(鄭梓, 19 91: 221)授與他們委員的職務,其實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另一位委員王泉笙的聘任,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陳儀本人隸屬於政學 系,主持臺灣接收則表示該系又多一個地盤,對其他派系形成威脅。1944 年11月18日,CC派首腦陳果夫(控制國民黨)致函陳儀,要求讓臺灣省 黨部主管人員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陳儀回函表示已請示蔣介石,「請俟該 黨部主任委員正式派定後再請增加本委員會名額派充委員」(陳果夫, 36),委婉予以拒絕。國民黨乃派定王泉笙為臺灣省黨部主委。1944年 12月19日臺灣調查委員會聘任王泉笙兼任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也許是 由於派系上的芥蒂,王泉笙並未發揮什麼功能,僅只參加過一次黨政軍 聯席會議 由於這些後來添上的委員鮮少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會議,該委員會實權 落在陳儀集團手中,而這群人又以陳儀的意旨為依歸。臺籍委員的意見, 並 未受到重視。   1945年 3月14日,蔣介石核准臺灣調查委員會所提「臺灣接管計畫綱 要」,比較重要的項目有: (3)接管後之經濟措施, 以根絕敵人對臺民之經濟壓榨,維持原有生產能力、勿使停頓衰退為原則(其違法病民者除外),....。 (8)接管時正式成立省政府。 (12)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政府以委託形式賦以較大之權力。 (16)警察機關改組後, 應注重警保組織, 並加強其力量。 (26)接管後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印有臺灣地名之法幣。 (32)敵國人民在臺灣之所有工礦、交通、農林牧、商業等公司之資產權益一律接收,分別與以清理或改組。 (82)日本佔領時代之官有、公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   其中第(12)條,是日後成立臺灣長官公署的張本,而被譏為「臺灣 總督府」;第(16)條,保留了荼毒臺灣民眾的保甲制度; (32)、 (82)兩條則未曾考慮這些財產中,頗多原屬臺灣人民所有,而被日本人 巧立名目奪取者,「一律接收」、「一律收歸國有」,而不發還原主,其實 與盜賊無異。這些條目所產生的政策後來引發臺灣人民無窮的反感。 而第 (3)條,在實踐上反而出現貿易局、專賣局等「經濟壓榨」、「病民」的 機構;第(26)條是發行臺幣的張本,本意是隔絕法幣通貨膨脹的效應, 後果卻是獨肥國營企業,加速通貨膨脹,可謂為德不足。如此這般的「臺灣 接管計畫綱要」,已經埋下臺灣接收失敗的因素。   為求日後順利接收臺灣,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以兼任「中央訓 練團」教育長之便,於該團設置「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各機關人員 一百二十餘名,施予四個月的訓練,只招收一期即因終戰而停止。 (戴國 煇、葉芸芸,93) 「該班之主要工作為搜集並翻譯日人接管臺灣之法規資 料,了解臺灣當時之社會狀況,藉以研擬政府日後收復臺灣之步驟與重建方 案。」(劉紹唐, 207)該班學員於光復後成為接收主力,其中最重要的是 連橫之子連震東。他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手下第一組少 將組長,因王芃生同時也是臺灣調查委員會最主要的幾個委員之一,再加上 連父與黨國元老張繼交好等因素,使連震東得以在眾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光 復後擔任臺北州(包括內湖、南港、北投等六區及宜蘭全部地區)接管委員 會主任委員,隨即正式接管原臺北州。其他學員大多在接收後充任中下級幹 部。    除了「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外,陳儀還在福建永安設立「臺灣警察幹 部訓練班」,由胡福相主持。光復後,胡隨陳儀來臺接收,擔任警務處長, 率領其所訓練人員負責臺灣治安問題。接收專家邵毓麟說他「一團和氣,滿 面福相,厚道忠實有餘,但於撥亂處危,似應多予注意。」(邵毓麟,114) 證諸光復後臺灣治安大壞,其才能平庸可見一般。而陳儀予以重用, 實無 識人之能。 「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的學員構成接收臺 灣的骨幹,然而在他們卻與上級人員沆瀣一氣,上下其手,分而食之。    正當 他們敲骨吸髓,大快朵頤之際,民眾的生活愈發不堪,未能分食大餅的派系 也愈發眼紅。局勢一塌糊塗,終至不可收拾。制度的乖謬、接收的偏差, 使 臺灣累積一股強大的民怨,在忍無可忍之際,爆發衝突,又經有心人炒 作, 遂釀成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含冤戴垢者,委屈多年;始作俑者,富貴 依舊。 令人浩嘆,其果無天乎? 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要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必須先掌握蔣介石的總體戰設計!所謂的總體戰, 就是將一切的資源都投入戰爭之中。負責整合資源投入戰爭的,是資源委員會。 (一)資源委員會的背景 孫文死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只是B咖,他之所以能出頭,取代比他有資格的前輩,是因 為他有軍隊又擅長搞錢。蔣介石遠較其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善於汲取經費,可見一般。 事實上,蔣之所以能維持強大的軍隊,也是因為他能張羅得到龐大的軍費。他的對手 通常養不起可與之抗衡的部隊。軍事給養既然如此重要,蔣介石便不能不緊密控制所有財源。 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當中,資源委員會的影響最為深遠,值得吾人細細探究。   一九三一年冬,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祕書的錢昌照,襲其連襟黃郛之 構想,建議蔣介石籌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國防設計應該是廣義的,其中包括軍事、 國際關係、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土地及糧食和專業人才的 調查等部門。」(錢昌照,p.75)經過一年的準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蔣於參 謀本部之下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以翁文灝為秘書長,錢昌照為副 秘書長。開始從事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以便有效汲取全國資源,給養軍需。   一九三五年,「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隸於軍事委員會,易 名為「資源委員會」。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設計,進而為動態之建設。「委員會在 合併現有企業方面成就較大。由於委員會工作保密,合併詳情不清楚,有些顯然是強 占私營企業,例如湘潭煤礦公司,是一九三七年從當地譚姓商人那裡奪取來的。另一 些是和私商合作的,....在一般情況下,資源委員會對它所經營的企業願意全部 控制。綜觀上述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政府插手工商業的種種活動,蔣介石集團下工 商業是嚴格遵照蔣的意志,一律由國家控制的。」(P.M.Coble,Jr.,p.168) 此期間 資源委員會成立廠礦單位二十一個(錢昌照,p.76)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資源委員會又添加了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區 運購國防物資,以及協助沿海地區私營廠礦內遷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遷工 作。國史館< <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記載:「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 由資源委員會主辦,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工廠遷移事宜,排除萬難,對民間工廠 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終於遷出一百四十六家工廠,技術工人二千 五百餘人,樹立內遷工廠的基礎。」(國史館,p.110)所謂「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 面給予經濟利益」,可見這些工廠主人及工人並非自願遷入內地。而「動以愛國情操」, 是否意味著特務、流氓的恐嚇作用,更是值得深究。這些內遷的資本家及技術工人 下場甚慘:「儘管各地民營內遷工廠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最終並沒有逃脫官 僚資本家的掠奪,到了抗戰末期,他們不是落到官僚資本家手裡,就是奄奄一息。許 多內千工廠只得將生產用的機器賤賣以維持生計,內遷工人,一般也只領得一點微薄 的遣散費回滬。因此,對民營工廠的悲慘命運,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各遷川工廠 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來,今日傾家蕩產而歸,尤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盛,實為抗戰 時代一頁傷心慘史。」(孫果達,p.30)   民營企業日漸萎縮,資源委員會轄下的國營企業卻蓬勃發展。一九三八年一月, 資源委員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 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改為主委制。原秘書長翁文灝出任經 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原副秘書長錢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資源委員會便與經濟 部密切連結。一九三九年,資源委員會的事業僅有六十七個單位,三年後膨脹至九十 六個(中國當代名人傳:錢昌照,p.279)。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廠礦單位共有一百 二十一個。」(錢昌照,p.77)﹞ 一九四五年更增為一百三十個單位。(姬田光義,p. 420)一九三六年才二十一個單位,短短九年就擴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國家的融資大量撥給資源委員會。該會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政府預算與中國、 交通兩銀行的融資。然而前者只佔政府預算的1%到3%,最高出資額為一九四一年的 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法幣;兩行出資則遠遠超過這個數額,一九四五年高達九十億元法幣。 (姬田光義,p.421)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是國府「中、中、交、農」四大銀行中的兩家, 其大力支持資源委員會,可以看作政府透過銀行支助國營事業,支配工業生產。 其次,資源委員會與宋子文關係頗為密切。副主委錢昌照「送秋波於宋子文失意之際, 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沈怡,p.74) 而與孔祥熙、CC的關係則始終是對立 的。孔祥熙想抓鎢、銻,沒有達到目的,始終懷恨在心;CC想在資源委員會的各項事 業內設立國民黨黨部,都被拒絕。據錢昌照自己分析,「資源委員會之所以能和孔、陳 對抗,一則由於蔣介石在經濟方面往往利用資源委員會牽制孔、陳,二則由於宋子文和 孔、陳一向不和,勾心鬥角,每當資源委員會和孔、陳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總是支持資 源委員會的。」(錢昌照,p.79,80)宋子文在這段期間內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而交通 銀行董事長胡筠與宋子文係密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為交通銀行董事之一,以銀行的 力量來支持資源委員會,是相當容易的。更何況宋自一九四○年六月起,被委為蔣介石 的私人代表,專司爭取美援,影響力提高。資源委員會與之結合,得以迅速發展,是可 想而知的。 再者,蔣介石利用資源委員會拉攏地方勢力,亦使其易於發展。「鎢、銻管理,會省 合辦,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廠礦有的由會獨辦,有的會省合辦,合辦 的由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各地方勢力無心建設,有人在他們控制的區 域內辦些廠礦,點綴門面,又不要他們出錢,因之很少反對。況且合辦的廠礦還可以分 些盈餘,何樂而不為。有些地方勢力也就藉此敷衍蔣介石,一舉數得。」(錢昌照,p. 80)   以上種種因數加起來,使資源委員會在與私營企業競爭時掌握絕對優勢。翁文灝等 資源委員會人員擔任經濟部長,主管工商事業,在分配上佔盡便宜。資源委員會和其他 的公營事業的資本額在一九四四年達到戰前的五十倍,在全國總資額中所佔的比率,從 戰前的12%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70%。(姬田光義,p.421) 資金既控制在公營事 業手裡,政府又實施統制與獨佔貿易、增稅、收藏金銀外幣等政策(ibid.), 私營企 業必然要凋零了。在各私營企業紛紛破產之際,資源委員會以國防建設的名義加以併吞 (ibid.,p.420), 得以及速擴張,可也不足為怪。 三 資源委員會之戰後設計及在臺經濟掠奪活動   一九四三年四月,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其戰後經濟計畫草案。 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交通業,以及十一項輕工業 。該計畫涵蓋三百多家重工業廠,三千多家輕工業廠。估計要動用美金二十億元 ,技術管理人員二十七萬,勞工二百八十萬。如此龐大的計畫是建立在戰後中國 將可以自日本獲取鉅額賠款,又可吸引美國人來投資的假定上。(當時許多美國 工業工程顧問公司對中國戰後的工業發展持樂觀的態度。)為了因應中、美合作 所需,資源委員會曾選派數千個工程師前往美國受訓。根據這個計畫,戰後政府 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國營企業的膨脹,都將更加擴大。一九三七年前不受政府控 制的經濟部門也將受到波及。國家將在經濟中,尤其是在工業中,發揮前所未有 的重大作用。國家,意指中央政府,將會在不顧及地方(省)利益的情況下,擴 張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經濟活動將優先發展,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集中的地區 如東北與華北,而犧牲輕工業集中的地區,如臺灣。然而,對於「日、偽」轄下 地區(如臺灣)的工業實況,資訊相當匱乏,只有原則設計,缺乏具體計畫。( William C. Kirby,p.p.4 - 5)   臺灣戰後接收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除了中央外,「臺灣省」另有省級單位接收。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專司 接收臺灣的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主委陳儀,常委夏濤聲、周一鶚、錢履周,委 員為謝南光、游彌堅、黃朝琴、沈仲九和王芃生。臺灣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偏 重於政治體制面,對經濟面則相當忽略。一九四五年三月,臺灣調查委員會制定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只擬定一些原則,並無詳細的計畫,政治性的考量 壓過經濟性的考量。第一要務是「根除敵人的影響」,實施三民主義與國語的再 教育;至於經濟問題,要擺在第二位了。(ibid.,p.p.5 - 7) 很多人都以為接收變成「劫收」的罪魁禍首是陳儀,這是對中國官場不 夠了解而犯下的錯誤,也是近來國民黨官僚(特別是馬英九)用來替蔣介石 脫罪的手段。日本殖民統治末期,以戰時經濟的手法,讓日資企業併吞了許多台 灣本地資本家的資產。戰後日本人當然得把這些資產交出來;其中較賺錢的企業, 幾乎全被資源委員會接收走了,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 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 有一級主管由資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插手餘地。(嚴演存,p.14) 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 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錢昌照的後臺宋子文 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使陳儀不能不低頭。行政長官公 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長官公署 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濟部台灣 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不僅如此,金融也被資源委員會奪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陳儀在宋子文的 壓力下以嚴家淦取代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為此陳儀頗感「委屈 」、「冤枉」。(戴國煇,葉芸芸,p.p.149 - 150) 資源委員會在臺企業完全 依賴臺灣銀行供給資金,所借款達該行借款總額的百分比在一九四六年為30% ,一九四七年為20%,急劇加速臺灣的通貨膨脹。(William C. Kirby,p.10) 加上蔣介石又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至中國大陸,不但使臺灣糖價騰貴 ,帶動物價飆漲;臺糖無經費可用,乃向臺灣銀行支取更多的資金,臺銀只好加 印鈔票,通貨膨脹益發不可收拾。(潘志奇,p.72)   資源委員會不僅擾亂了臺灣的金融秩序,其人事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 響。由於大批日籍技術管理人員的迅速撤離,人員的質量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 取代日籍人員的大批臺灣技術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資委會對之並不信任。所有 管理人員、工程師全是來自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喜歡艱苦、骯髒的工作, 也不樂意與工人保持日常的接觸。資源委員會的人事制度又貶低那些未曾上過大 學的技術工人。臺籍人士既無機會擔任管理人員,得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就感 ,又要被蔑視、不信任,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壟斷在資源委員會及長官公署的企 業手中(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的地步),這種不快的感覺,攏 罩著整個臺灣社會,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極其密切的關係。(William C. Kirby,p.p. 11 -12)   二二八前夕搜刮台灣資源的,主力其實是資源委員會,吃剩的才輪到台灣長 官公署。資源委員會把台灣許多資產都運到中國,在內戰中消耗掉了。許多人不 明白蔣介石的設計,而一味地把責任歸咎於陳儀,使陳儀替蔣介石背了很久的黑 鍋。若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逼民,那也應該要按照責任輕重來論述,這才公道!    Ps.:一九四九國共內戰局勢不利於國民黨,蔣政權乃在當年六月十日,成立臺灣 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於一九五 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該會復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併入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改組 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而當年被接收的企業,也一直拖到晚近十幾年才陸續 民營化。 四 臺灣接收始末   在接收官員來臺之前,不安的陰霾,籠罩臺灣各階級。   前臺灣總督府 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日記: 「(1945年)9月13日,臺灣本島人徐坤 泉、陳逸松、駱水源、劉明及其他臺灣人與高橋知事會談。這些人意外地顯 得意氣消沈。  大概是因為不知道即將來臺的中國政府會採取什麼方針所 致。」(鹽見俊二,46)有些人懷疑,「若說台灣人是中國人的同胞,昨天 尚還與日本人一道,用槍指向祖國,中國政府果真會如此寬大,無條件接受 那些台灣人嗎?」(富澤繁,79 - 80) 「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 聲明臺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臺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 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為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 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 臺灣人最幸福,永遠是一等國民。」 (林衡道,7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陳儀才代表國民政府主持中國戰區臺灣區受降典禮。相隔近兩個月 的時間,臺灣島上沒有政府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以及「三民主義 青年團」肩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任務。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是由陳炘所發起的組織,林獻堂、業榮鐘等名 流都是該會的重要成員。 由於各地流氓毆打日本警察、民眾,乃致盜伐林 木、破壞公共設施,籌備會乃予以勸戒疏導。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還包括 訂製國旗、教唱國歌、建造牌樓等。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第一個來臺發展的蔣介石旗下派系。1945年 9月初,張士德上校找上臺北律師陳逸松,要他出面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 臺灣區團」組織青年保護國家財產安全。(陳逸松)由於張士德向臺灣民眾 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表示臺灣人若自行成立其他團體,政 府一定不會同意,加入組織非黨即團(吳新榮,189 - 190) ,一方面基於 民族情感與熱誠, 另一方面「誤認『 三青團 』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 織」(莊嘉農,110) ,該團的籌組工作受到熱切的響應,各地方組織紛紛 被吸納進入該團。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台共、農組等臺灣人團體的活躍份子 大多參與該團活動。一個月之內,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 支機構。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 一些流氓卻自動自發組成所謂的「自警團」,私自設立盤查所、訊問通行路 人、見到日本人即不問情由地搶奪財物、甚至對臺灣同胞也一樣找碴,強盜 行為無所不至,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富澤繁,99 - 101) 日本政府也充份地利用這段空檔。1945年9月,日本銀行印刷鉅額 臺灣銀行券,由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負責運送來臺灣。鹽見的日 記記載:「其間,我匍伏在臺灣銀行券之上」(鹽見俊二,43),可見所運 前來的鈔票數量之大。鹽見將在臺日本公教人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 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 清。至於濫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則留給臺灣人民和來臺接收的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承擔。   1945年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 進指揮所人員由主任葛敬恩率領,抵達臺北。「當五架專機降落在松山機場 時, 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臺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 兵,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生出來露面, 這是什麼漢官威儀?」(葉明勳,47)   1945年10月17日,警備總司令部、七十軍、一○七師「在美海 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7)「軍艦開進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 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一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 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 沒的。大都連槍都沒有。 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 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敢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 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彭明敏,64)臺灣民眾雖然歡天 喜地的迎接,但詫異、失望的感覺,至今還可以從老一輩口中聽到。   10月2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達臺灣。 「沿途老百幸扶老攜 幼,黑壓壓的一片人山人海。我(邵毓麟)在車裡向陳長官說:這樣的歡迎 行列,要比何(應欽)總司令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 (邵毓麟, 105 )   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戰區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中方代 表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日方代表為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進指揮所撤廢。   「陳儀抵台後的首要措施是籠絡臺灣的資本家。他就職沒幾天,便宣布 財產所有權以日據時期登記為準,絕無變更,這是保障有財產的人的方法。 另外,在日據末期,稅金加重,日本政府為鼓勵有錢人多納稅,日本政府為 鼓勵有錢人多納稅,准許臺灣銀行借錢給有錢人, 因此臺灣的地主、資本 家,如板橋林家各房、基隆顏家等,向台銀借貸幾百萬元以付稅金者比比皆 是,大家都市為納稅借了巨款的。陳儀為討好地主、資本家,宣布可以用舊 臺幣歸還欠債,此舉有似用破紙還錢,等於不用還債,便宜許多有錢人,這 一措施在當時曾博取好評。」(林衡道,74 - 75)   當時臺灣的士紳中,不乏對臺灣未來與大陸關係及自身所將扮演角色充 滿幻想者。據林衡道先生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臺中某大紳士來    到臺北,當時的臺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    扶持,進入一家由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    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    了。這件事轟動全臺北,大家爭相傳說有位中部來的大先生接    收日本旅館。 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聽到消息後也去看熱    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我只好先在碼路上脫下鞋子,    拎在手上,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    紙門都已經打開。 有個房間內,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    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老爺周將軍    般。有人憂心地問大先生臺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臺    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    主權。又有人問他,國府派陳儀來接收後會如何?他說,陳儀    來了當長官,我們大家來當家。(林衡道,73)   陳儀很快地使這樣地幻想破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級首長中,僅教 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一人出身臺灣;長官公署直屬單位十六個主管中,台籍的 只有省立臺北保健館王耀東和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兩人;十七個縣市 首長中,也只有前後兩任臺北市長黃朝琴和游彌堅、代理臺北縣長連震東、 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等人是台灣人。這些人士中,除了王耀東 之外,都是半山。(陳翠蓮,56)   陳儀還進一步著手打擊臺灣有名望的士紳。1945年10月27日, 立法院通過漢奸處裡條例。11月21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懲治漢奸條例。 整個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抓「漢奸」。戴笠還下令查抄「漢奸」財產,「凡 其動產、不動產、汽車、洋房、金鋼鑽、金條、銀元、金銀首飾、珠寶證券 衣服家具等等,一概沒收。」(王安之,76)於是許多人都被套上「漢奸」 的帽子,以便訛詐索賄。臺灣省警備總部也不落人後。1946年1月15 日,公佈臺灣省漢奸總檢查規程。1月31日,臺灣省警備總部公告:臺灣 省(不含澎湖縣)漢奸檢舉數目達三百件。(臺灣新生報,1946年2月 2日二版)逮捕的對象甚至包括日據時期對日本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的陳炘 和林獻堂。後來雖在丘念台的奔走下不再擴大,嫌犯(除參加草山會議預謀 臺灣獨立者外)也依司法院1946年1月25日院解字第三○七八號函「 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 適用漢奸懲治條例」無罪開釋,還是留下極惡劣的印象。   1945年10月2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招開第一次行政接收委 員會議,議定11月1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10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成立臺灣省接管委員會,接收總督府官有部份企業、財產。 10月30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軍事接收委員會」。10月31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11月1日,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各單位開始接收,日軍開始繳械。  11月6日,成立各州廳接收委員 會。11月8日,州廳以下各級單位正式接收。11月18日,澎湖地區開 始接收。12月5日,海空軍接收完畢。12月25日,臺灣省行政區域改 制,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八縣。將舊制 郡改為區,街改為鎮,庄改為鄉,州廳改稱縣政府,郡役改稱區署,街庄役 場改稱鄉鎮公所,其下設村里鄰等辦公室。12月底,除軍事之外,各單位 悉數接收完畢。1946年1月31日,軍事接收完畢。(臺灣省參議會第 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8)   臺灣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接收工作僅只花費三個月的時間即告完竣, 比起中國大陸其他各地要有效率得多。究其原因,前總督府的合作可謂十分 重要。天皇甫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便於1945年8月 22日率同西浦、杉浦兩為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 軍需品接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9月9日,支 那派遣軍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接收委 員:杉浦負責總務、西浦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負責航空、安藤負責接收及 後勤、中村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在國府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 目錄。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其可,因此頗為迅速。   前日本總督府之所以願意如此合作,主要是為謀在台日人的利益。「在 開始接收之前,安藤(總督)曾向葛敬恩提出『嘆願』(即呈文)。據傳, 這『嘆願』內容是:(一)除軍隊以外,在台所有日人不遣送,使其留台, (二)製糖技術人員及工人,全部雇用日人,糖廠農場也由日人耕種....。 據說,葛敬恩答應可以考慮,但須候陳儀到任之後才能做最後決定。臺灣日 人官吏中,不乏所謂『支那通』熟悉中國官吏之貪污習性,於是對葛敬恩及 有關官僚,大量行賄,不但黃金臺幣,而且許多日本姑娘或已失了丈夫的太 太,都成了送給接收大員的禮物。葛敬恩這一班傢伙,在大批黃金鈔票每人 之前,就昏了頭,對安藤的『嘆願』也就隨便答應,不但同意留用日人,甚 至答應在臺灣不檢舉戰犯,所謂黃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親手送給葛敬恩 的。」(莊嘉農,99 - 102)   接收官員自葛敬恩以下貪污橫行,而日本人也隨「中國方面接收大員之 意,製造清冊時,要記載就記載,不要記載就不記載,要既多少就記多少。 我們( 日本官僚 )這樣做, 是相信陳儀、葛敬恩會答應我們的諾言。」 (ibid.)1946年1月6日, 盟總(GHQ)發表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 大將為戰犯。以往的努力徒然便於中國官吏遂行貪污。4月20日,前臺灣 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南京獄中自殺身亡。 五 陳儀這個人 (一)陳儀的生平   陳儀,本名陳毅,字公俠,後改為公洽,號退素(取其我行我素之義),一八八三年五月生於浙江紹興。其家族世代經商。叔祖父為前清秀才,於杭州任教,陳幼年由其大伯父帶至杭州私塾求學。其母令之棄學從商,進紹興怡豐錢莊為學徒,期滿又回杭州讀書。一九○二年,考上浙江省官費留學,前往日本,與魯迅、許壽裳、邵明之(銘之)等人同船,結為知己。赴日後,先進入中學、陸軍測量學校,然後考進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第五期。一九○四年,浙江的反清人士於上海組織「光復會」,會長蔡元培。陳儀也響應參加,而與蔡元培、秋瑾、徐錫麟、蔣方震(百里)、蔡鍔、章太炎、陶成章等結識。一九○七年,陳儀畢業回國,於陸軍部任課員,後調任陸軍小學堂監督。此時,他與沈蕙結婚,領養了一個姪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浙江都督任命陳為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凱政府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一九一六年,袁氏稱帝,陳離職。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陸軍部選派陳儀赴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成為中國留日陸大第一期學生。一九二○年回上海定居,擔任裕華墾殖公司(日資)常務董事,上海絲綢銀行總經理等職務。一九二二年赴日籌款,娶日籍女子古好月子為妻,改名陳月芳。   一九二四年,江蘇與浙江軍閥為爭奪上海開啟戰端,地方人士擔心戰火殃,乃推派陳儀等人歡迎孫傳芳入浙。(陳文瑛,p.p. 2 - 4)孫傳芳是陳儀在日本士官學校晚一期的學弟,此時相見,便任命陳為浙江省第一師師長。(杜偉,p.p.    )該師參謀長葛敬恩為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一九二五年,陳儀奉命擊敗奉軍張宗昌部,攻佔江蘇徐州,以戰功擢升五省(浙閩蘇皖贛)聯軍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向武漢逼近。陳儀第一師參謀長葛敬恩建議陳與蔣介石聯繫。陳儀乃建議孫傳芳派葛敬恩為祕密代表,前往武漢了解北伐軍。葛敬恩表面上是孫的代表,其實是去替陳儀與蔣介石協議。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   然而,在葛敬恩尚未返回徐州時,發生一些變化:十月十六日,孫傳芳旗下浙江省長夏超叛孫易幟,響應北伐軍,為孫部宋梅村攻破誅殺。二十九日,孫傳芳派陳儀為浙江省省長仍兼第一師師長。陳儀以夏超前車之鑑,不得不暫緩行動。事為孫傳芳所偵悉,乃派孟昭月出其不意率部潛入杭州,將陳之第一師分別包圍繳械,逮補陳儀,解送南京。孫傳芳本欲取其性命,然以總參議蔣百里(陳儀光復會舊友)緩頰,得以脫險。陳儀自南京返回上海時,其第一師已被擊潰。其舊部第一旅旅長余憲文收容散兵,投靠北伐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被任命為第十五師師長,而後又改編為第六軍第十九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孫傳芳部於龍潭被殲,全軍覆沒。國民黨中央任命陳儀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之殘部。然因何應欽掣肘(陳係浙江人士,何最忌浙人得勢),舊屬中最有實力的余憲文不予合作,陳儀不但未能就任江北宣撫使,連其原有之軍權也一併失去。 蔣介石對陳儀這位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前輩,頗感興趣。一九二八年初,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討國防建設等問題。三月,命其率團前往歐洲考察,主要目的地為德國。在德國,結識俞大維、張果為、包可永等留學生,他們後來都在陳的引介下回國服務。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接替張群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啟用俞大維、陳介生等留學生。因其作風受蔣介石欣賞,五月,令其兼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未幾,復升任政務次長,兵工署長職缺由俞大維接任。 在這一段期間,張群、楊永泰、熊式輝等積極壯大政學系。(王又庸, p.57)陳儀既接替張群的職位,又是張群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五期的學長,便常有來往。而政學系大老黃郛,則是陳儀的同鄉(浙江紹興)、留日學友,此外還是其於浙江第一師時參謀長葛敬恩的親戚。陳儀遂與這些人士接近,而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等人於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被剿滅,是為「閩變」。 該年春天,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離職,主持閩政共七年有餘。其最主要的幕僚為李擇一(流日同學)、沈銘訓(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留學德國及日本)及徐學禹(陳儀光復會舊友徐錫麟胞姪,留學德國)。陳儀在德國所結識的留學生包可永及張果為等也都來福建省服務。沈銘訓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及青年黨人士。徐學禹則引薦了嚴家淦。陳儀在福建以強悍的作風推行統制經濟及其他政策,成果卻未見理想:「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終於在閩籍僑領陳嘉庚的激烈抨擊下被攻走,由CC派劉建緒接任。   一九四一年底,陳儀於重慶閒居。蔣介石一度欲派其為後勤總司令,為其婉拒。十二月三日,任命陳儀為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席。行政院長由蔣介石自兼,副院長為孔祥熙,實際院務由孔主持。前任秘書長魏道明較為圓滑,深得孔之歡心;陳儀則與孔祥熙格格不入,陳看不慣孔的作風,孔怕大權旁落於陳,兩人常在會議上拍桌互罵。一九四二年一月,陳與張勵生對調,改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其後,又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高級班主任及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召開開羅會議,十二月一日發表開羅宣言,宣言中規定,日本戰敗投降後,需將滿州、臺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一九四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於「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委,陳儀治閩班底沈銘訓為委員,夏濤聲為常委,預備接收臺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一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七日,任命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長官公署各重要職缺,大多由其治閩時期的僚屬出任。陳儀治臺約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五月十一日陳儀黯離台。   陳儀返回上海閒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年七月,蔣介石再次起用陳儀,任命他擔任浙江省主席。沈銘訓為之草擬「浙江省建設十年計畫」,預備重整旗鼓在自己家鄉有一番作為。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引退」。陳儀認定國民黨大勢已去,起意投靠中共。當時鎮守長江沿岸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勒有重兵,早年曾受陳儀大恩,與陳關係密切,在陳的心目中,「他簡直就是我的兒子」(胡允恭,p.20),陳想拉他一起投共。湯卻向已「下野」的蔣介石報告。二月十六日,陳儀免職。二月二十二日,遭到軟禁。四月二十九日,被押解來臺,幽禁於基隆要塞司令部。六月十八日,槍斃。 (二)陳儀的治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儀代表中央政府接收臺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僅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第一位省級首長,也是臺灣民眾所接觸到的第一位祖國官員,其動靜觀瞻,舉措施政,本就足以留下難以磨滅的刻版印象;二二八事件在其主政之下爆發,更是餘波盪漾,迄今未能平息。陳儀的統治,對臺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其治術如何,值得吾人深省。   縱觀陳儀一生,一九二六年底曾暫任浙江省主席,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福建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四度總綰方面,前後將近十年,其中經略之道,是否內在一貫?如果是的話,又是如何在臺灣施展開來的呢?   陳儀首次統管一個行省,是在預備背叛孫傳芳的狀態之下,倉皇接事,又突然被攆下臺來,無可觀之處。真正較為從容,有所發揮,乃始於福建省主席任內。此時他集大權於一身,不僅以省主席身分,為一省最高行政首長,又兼膺綏靖主任,名義上得以為該省最高軍事指揮官。(戴國煇,葉芸芸,p.89)大權獨攬,亦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他的三個最重要的幕僚李擇一留日,沈銘訓(仲九)留日、德,徐學禹留德。一九三五年,陳儀率領李擇一、沈銘訓等人到臺灣參加「臺灣始政(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結束訪問以後,沈銘訓曾主編< <臺灣考察報告>>一巨冊。徐學禹留學歸國後,到福建省擔任建設廳長,因貪污案辭職,乃保薦嚴家淦繼任,自己則躲在幕後操縱一切。為了進行統治經濟,也企圖掌握財政、糧食,與沈銘訓系的財政廳長張果為大起衝突,在其一番活動之後,張離開福建省,徐系的嚴家淦調任財政廳長,原建設廳主任祕書包可永升任建設廳長。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控制在徐學禹手中。徐乃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   「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沈銘訓在張果為被擠走之後,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CC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啦! 陳儀在國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該系原本就與CC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CC派」的仕途,CC焉能束手待斃? 福建省CC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   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盧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   CC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 遺缺由CC派的劉建緒取代。   一九四四年十月,陳儀出任「中央設計局」所屬之「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此時徐學禹已轉任中華海員特黨部執行委員、招商局董事長;沈銘訓成為其最主要的幕僚,為其草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新收復的臺灣省將不採行通行於其他各行省的「省主席制」,而獨創「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不僅綜理臺灣全省政務(第一條);更得以發布署令,制定臺灣省單行規章(第二條);受中央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第三條),必要時得設置專管機關或委員會(第五條)。又加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銜,形式上為臺灣省最高軍事首長,其權勢之大,超過大陸上各省省主席遠甚,直追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再次握有大權的陳儀,又企圖大有作為了。他在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上致詞時表示:「要實施民生主義,必須從事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必須有全盤的整個計劃。....本省,省,縣,市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已在草擬中,本省施政目的,....必須實行民生主義與經濟建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p.25)    為了制定五年經濟計劃,特別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臺灣省經濟委員會」,自兼主委,實際上主其事者為沈銘訓。其於福建省實驗失敗的貿易公司及專賣制度,也在臺灣死灰復燃。日據時本有「臺灣戰時物資團」,他將其改制為貿易公司,又改制為貿易局,壟斷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以合作社及特約承銷商取代日據時期的大批發商-小批發商-零售商制,使大小商人紛紛破產)。日據時代的專賣局也被留下來了,樟腦、煙草、酒、火柴以及度量衡由該局專賣。另設鹽務管理局專賣食鹽,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石炭。資源委員會接收了臺灣大部分的工礦事業,行政長官公署則將剩下來事業收歸省營,企圖建立一個以「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公營支柱」為主的公營經濟體系。(C.K.Hsu,p.p.74 - 123)    臺灣大大小小各種事業,不是被收歸國營,就是被收歸省營。而專賣局與貿易局則牢牢控制一切民生必需品。所有的生產與貿易都掐在國家手中,社會被徹底穿透、吸乾。 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剛被指派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尚未抵臺接收時曾經指出,其首要任務為「政治教育問題」。他一直認為台灣人民忽視國語、不了解三民主義,是極端危險的。清除敵偽影響,實施國語及三民主義的再教育,是其重點所在。(W. C. Kirby, p.6)而這方面的工作,他依然交給青年黨人與左派人士去負責,又刺激到CC派。    陳儀表面上掌握軍政大權,大力實行統制經濟;實際權限卻甚為薄弱。他搞統制經濟;財政和工礦卻握在資源委員會手裡。名義上是警備總司令;實際上卻指揮不動軍隊。這些事實都大大削弱其實踐理想的能力。再加上他用人不當,貿易局局長余百溪、專賣局局長任維鈞皆大肆貪污,大小官員走私橫行,將管制起來的物資盜賣到中國大陸,使臺灣物資匱乏,經濟動盪不安;更逢資源委員會過度吸取臺灣銀行資金,引發劇烈通貨膨脹,臺灣人民在此內外煎熬之下,終至破產。 就在這種水深火熱的狀態中,因專賣局緝私糾紛而點燃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派系運作使事件複雜化(詳見第五章),而至血腥收場,陳儀也被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職務,赴上海閒居去也。   一九四八年七月,陳儀東山再起,擔任浙江省省主席。其幕僚沈銘訓又幫他擬了「浙江十年經濟計畫」;然而這次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一九四九年二月,陳儀因誘降湯恩伯不果而被免職、禁錮,六月被槍斃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再也沒有機會施展他的治術。 總括陳儀一生四度封疆,除了兩任浙江省主席因任期過於短促,沒有什麼作為之外,其於福建省及臺灣省所作所為大致相同:「大權獨攬」,大搞統治經濟。結果都搞得民不潦生、經濟崩壞,也都導致民變。下場都是授與敵對派系攻擊的把柄,灰頭土臉的離職。一之為甚,豈可再焉?陳儀於福建省失敗後,不知反省,復敗於臺灣省,固其人格使然;所可憐者,陳氏治下的臺灣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二二八事件的冤魂,卻得為他付出天大的代價,怎不令人掩卷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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