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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八年抗戰嗎?

國民黨史觀灌輸台灣人民說,蔣介石是民族的偉人,是世界的救星:內除軍閥,外抗強權。其實蔣介石並沒有積極對抗日軍的侵華戰爭,反而是先採取消極的態度,任憑日本人奪取中國東北並侵蝕華北等地;在西安事變之後雖然被迫採取反抗的態度,其實一直與日本人暗通款曲。他在乎的是能不能消滅國內的反對勢力,在戰爭期間設法要把非嫡系的軍隊送給日軍抵銷,嫡系部隊反而放在大後方防堵中國共產黨。   日軍侵華起始於1931年,至戰爭結束將近十五年,中國的領導人物卻不積極抵抗。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在內戰中奪取勝利,坐上第一把交椅。在此之前,1930年發生中原大戰,蔣介石援張學良之助擊敗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軍,取得盟主的地位。九一八事件以後,蔣藉口「攘外必先安內」,集結大軍全力剿共,對日則盡量予以委蛇。日軍佔領熱河、進入華北後,國府訓令黃郛,「除承認滿洲國,割讓東北四省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郭廷以, 635)蔣介石謀和不可謂不力。然而只知從事內戰而不抵禦外侮,自然大大地悖逆民心,終於在1936年爆發西安事變,以武裝政變的壓力逼迫蔣介石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引發中國全面對日作戰。(但沒有宣戰)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美國在遠東保持中立,禁止將武器或其他用於軍事行動的任何裝備運往中國或日本。蔣介石的對應之道是在1938年9月17日,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胡適是美國大哲學家杜威的學生,在中國和美國都享有盛名,對美國朝野而言都是相當有份量的人物。他在美國社交圈的活動,替國府塑造出相當有利的環境。此際,歐洲局勢的演變也有利於中國。1938年3月,德國併吞奧地利。1939年3月,德國併 吞捷克。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1938年底,日軍已經攻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但也以投下百萬大軍。由於軸心國有會師中亞的計劃,中國戰場能黏住日軍主力,使之無法馳援德、義,對英、法來說,是相當有利的。   胡適在美國的工作主要是替國府宣傳、建立關係,然而戰爭中最重要的還是各種支援,特別是軍用物資及軍費。1940年6月,宋子文被委為蔣介石的代表赴美國,專門從事爭取美援的工作,建立的關係網包括羅斯福總統身旁的 Harry Hopkins、 財政部長 Henry Morganthau、 <>及<> 雜誌社社長 Henry Luce、<> 報系老闆 Roy Howard、名評論家 Joseph Alsop ,以及陳納德、科克倫等名流。1941年初,宋子文在美國註冊成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請羅斯福的母舅德拉諾當董事長。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曾評述宋子文的活動:「宋子文是他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遊說家。他運用了一切可以想像的渠道接近羅斯福,....這些人被他令人難忘的說服力所打動,答應把他關於各種情勢無可挽救的信件交給羅斯福總統。」每當宋子文向美國政府提出新的援助要求時,總有一些人幫他四處活動,廣為說情。美國財政部長 Henry Morganthau 抱怨說,他搞不清楚某些美國官員究竟是為羅斯福工作還是為宋子文工作?(吳景平,39)宋一直在美國爭取美援,直到1943年10月才返回中國。 1941年,發生關鍵性鉅變。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12月6日,珍珠港事件,日本同時進攻珍珠港、威克島、關島、中途島、以及菲律賓。 12月8日,日本對美、英宣戰,並進攻香港;美、英也對日宣戰。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與日本已進行了將近十年的戰爭,但都是不宣而戰)。中國乃成為同盟國的一分子,與美、英並肩作戰。1942年1月3日,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中國加入同盟國的意義,對中國而言,是可以大大方方地向美國索取軍援;對美、英而言,是可以利用中國牽制日軍主力。1941年11月26日,英國首相邱吉爾電美國總統羅斯福:「我們的憂慮在於中國。假使他們垮臺,你我之間的危機將大為增高。」(黃仁宇, 276) 美國與英國的戰略設計主要是「先歐後亞」,1942年2月28日由美國作戰部(國防部前身)部長艾森豪將軍確立:「德意志集團之力量,比日本為強。 通常戰略,固應以『先行攻弱』為原則,但德國現在絆於德蘇之戰爭, 而日本在 亞洲則可全力出擊,且吾人攻德,立即可得英蘇協助; 對日作戰則勢孤力單。更何況從美國到日本,比從美國到德國遠。而太平洋的供給線與所需運輸力,也四倍於大西洋。 綜合以上各考慮, 吾人應先行集中力量,打擊在歐洲的納粹勢力。....吾人應將各種戰場分別為『必要的』(necessary)與『可欲的』( desirable ) 兩種。 所謂『必要的』,意指擊敗軸心國之主要戰場;所謂『可欲的』,意指擊敗軸心國之輔助戰場 .... 故我等建議,目前美國應:1. 保衛英國,並謀北大西洋航線之安全。 2. 支援蘇聯,使其繼續對德作戰。3. 維持中東與印度之現狀,防止德日會師,並維持中國作戰(Keep China in the War )。」( Washington Command Post,148.)1942年4月,羅斯福對馬歇爾及海軍艦隊總司令金上將( FleetAdmiral  King ) 表示:「我認為集中全力進攻日本,無異添加德國控制歐非兩洲的機會」( Robert E. Sherwood, 605.)  維持中國作戰( KEEP CHINA IN THE WAR ) ,固然是盟軍的戰略,也是蔣介石向美國要價的本錢。1943年5月17日,聯合參謀會議(C.C.S.)開會,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參加。宋子文脅迫:「同盟國如果不遵守約定,立即展開救援的話,則中國只好片面與日本議和了。」宋氏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發言,要求盟國重視本戰區,增強補給。(吉田一彥,199 ~ 200. ) 到了秋天,美國高層懷疑,蔣介石可能與日本達成某種諒解,或者可能宣佈中國中立,當美國在海上打敗日本,即按兵不動。這將使美軍太平洋作戰益形危困。( Kerr,23 ,並詳註1)這個要脅產生作用。1943年6月4日,羅斯福告知宋子文,將召開中、美、英、蘇四國高峰會議,並願於會商之前單獨與蔣見面。7月4日,羅斯福來電邀請蔣委員長參加高峰會議。7月7日,羅斯福總統頒贈給蔣介石最高統帥勳章,這是美國頒贈給外國人最高的榮譽勳章。此際,蔣介石與中國的國際地位達到顛峰。美國希望在中國建立B-29轟炸機基地,以攻擊日本本土。並冀望中國能將日軍主力牽制於中國大陸內。8月1日,國民政府 主席林森過世,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即日起由國民黨總裁、行政院長蔣介石代理。 10月10日,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這使他可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參加高峰會。11月22日到26日,中、美、英三國元首舉行開羅會議。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最大的成就,是開羅宣言中有關東北、臺灣、澎湖等失土歸還中國的明文處分,其他協議則大多跳票。然而,即使是領土處分問題,也還是經過一番周旋才成功的。美國國務院和海軍等單位中,佔領臺灣的聲音始終不小,我們將會在下文中有所交代。就是在開羅會議中,英國也大動手腳。11月23日晚上,羅斯福令霍布金斯( Harry Hopkins)草擬開羅宣言,其中有「日本自中國攫取之土地,如滿洲、臺灣、及小笠原群島等,當然應還中華民國」。26日下午,英國提出修正草案:「日本攫取之 中國土地,如滿洲、臺灣與澎湖列島,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由日本放棄而不交代由那一國接收,是開國際託管方便之門,後來卻在中日合約中以文字確定,製造「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空間,英國誠為始作俑者。中方代表王寵惠力爭之後, 始確定為:「 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然而這份宣言並沒有各國元首的簽名,在國際法上算不上條約,只有新聞稿的宣示作用。 開羅會議之後,中國戰場的價值大幅滑落。對同盟國而言,中國戰區的重要性在牽制日軍主力,以及作為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美、英、蘇召開雅爾達會議,史達林明確表示願意參與對日作戰,中國牽制日軍的地位陡降,成為萬一蘇聯食言時才有必要拿出來的二軍。至於轟炸日本本土,自從1943年9月,美國海軍ESSEX級航空母艦開始服役,確立跳島戰略後,已有變化。1943年10月,美國作戰部呈馬歇爾:「吾人如充分利用中國基地,則必須收復全緬。欲收復全緬,則必須充分訓練中國軍隊。然而中國軍隊之訓練裝備,非至1946~47年不能充分使用,在時日上與十二個月內打敗日本之基本計劃無法相配合。對日作戰即將擴大,雖最後方案猶未確定,但大勢所趨,已然浮現:打擊日本之戰略基地,將在太平洋,而不在中國大陸。」( Romanus and Sunderland, 53.)1943年11月8日,JCS呈馬歇爾:「我們應以中太平洋為中心,以南、北太平洋為兩翼。 這是擊敗日本的樞紐所在。」(ibid., 312)該月份,美國海軍奪得馬紹爾群島,向前推進三千里,已有把握打下馬林那群島。一旦奪取馬林那群島,B-29便可以直接起飛,轟炸日本本土。12月2日,CCS做成第三百九十七次決議案( Specific Operation for the Defeat of Japan ):「對日作戰之主戰場在太平洋,其他戰區悉應與之配合。」(ibid., 75.)1944年1月8日,美國陸軍部計劃組長羅伯斯准將( Frank N. Robers ) 以「中國戰場之未來軍事價值」為題,呈作戰部長韓迪(Handy) 如下說帖:「1945~46年之中國戰場,只能作為支援太平洋作戰之基地。訓練華軍....時機上不能供給太平洋作戰所需,太過遲緩。」(ibid., 436.) 更要命的是,1944年4月17日,在華日軍發動大陸打通作戰(一號作戰)之京漢作戰行動, 準備摧毀在華美國第十四空軍作戰基地及B-29轟炸機基地。 日軍於一年之內,將在華美國第十四空戰力全數殲滅。此次戰役結果,美國完全放棄由中國起飛轟炸日本的計劃。5月27日,馬歇爾電告史迪威:「閣下赴華之主要任務,自魁北克會議(1943年8月)與開羅會議(1943年11月)之後,已有變更,即今後中國戰場之作戰工作,均以支援太平洋及西太平洋作戰為主。....擊敗日本,最好勿在中國大陸苦戰。我認為閣下今後主要工作,在支援太平洋作戰。」(ibid.,363, 364.)   美國認定蔣介石只知把美國軍援物資拿來壯大自己、中飽私囊,不肯認真對付日本,於是轉而開始注意中國共產黨, 希望運用共軍來抗日。1944年6月上旬,「西北視察中外記者團」抵達延安訪問。成員中有外籍記者六名,分別是: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 Harris Forman 、基督教箴言報記者 Gunter Stein 、紐約時報記者 Israel Epstein、 <>記者 Maurice Votaw 、 天主教月刊記者 Carmac Shanahan 神父、以及塔斯社記者 N. Protzenko 。其中除了 Carmac Shanhan 神父於七月份與中國籍記者一同返回重慶外,大多停留三個月以上。毛澤東對紐約前鋒報記者H.Forman 說, 他所要實施的共產主義並非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而是像美國南北戰爭一樣,是一場解放奴隸的運動。( Harris Forman, 178 )毛澤東甚至於表示考慮將共產黨改名:「我們考慮更改黨名。有沒有別的名稱可以代替共產黨?這麼做對解放區較為有利,尤其是在與美國關係方面....」(, 221 ) 7月22日,美軍視察團乘C-47運輸機飛抵延安。美軍與中共互有期待: 美軍寄望共軍能重建中國戰場對日作戰的功 能,並對中共的草根民主主義有所期望; 中共則希望美國能夠給予軍事援助,並以美國的民主精神打破國民黨的獨裁。(David D. Barret,13 )  美國也為促使蘇聯早日對日用兵,而於1945年2月與蘇聯議定雅爾達密約,將中國東北之利益出賣給蘇聯。1945年6月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告知宋子文雅爾達密約內容。7月6日,蔣介石電告宋子文,謂蘇聯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不支持中共割據、不鼓動新疆叛亂,中國願自動提出外蒙獨立案云云。   1945年7月7日至8月2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蘇聯大元帥史達林、英國首相邱吉爾召開波茨坦會議。7月16日,美國原子彈試驗成功。7月26日,美、英、中撇開蘇聯,發表波茨坦宣言,企圖在蘇聯參戰之前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緊急向日本宣戰,調遣遠東軍進駐中國東北。8月9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後,盟軍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阿瑟委託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派代表接收臺灣。蘇聯則憑藉雅爾達密約霸佔中國東北。國民政府將臺灣的物資大量運往大陸,而蘇聯則將東北工廠一掃而空。東北與臺灣之命運,可謂十分相似。而幾年後,共軍由東北傾巢而出,終將蔣介石政權趕到臺灣來。如此種種,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之國際互動有密切關聯。 註 1: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冊)》第二部分就是與「對日議和」工作有關的資料,其中包含: 1.蔣介石親自控制的對日秘密談判 2.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 3.論「恢復蘆溝橋事變前原狀」 相關主題推薦閱讀: 楊奎松<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日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七七事變前國家積貧積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蠶食為主,對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盡力避免全面戰爭,也許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大舉入侵,全國上下一致奮起抵抗,繼續秘密尋求和平途徑,則多少有些讓人不好理解。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從“和”“戰”不兩立的觀點出發,把妥協等同於投降。但蔣自抗戰開始後何以要與日本秘密交涉,這些交涉中有沒有喪權辱國的投降行為,歷次交涉失敗的原因何在,這些都是眾說紛紜的問題。十分明顯,如果我們說蔣不過是在“捉弄日本對華的諜報核心”,並通過“玩‘和平牌’”以“釣取‘美援’等大魚”,這是一種看法;如果我們說蔣僅僅是因為“力爭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國民黨內外各種抗日勢力的強大壓力,才沒有走上妥協之路,這又是一種看法。..." 楊奎松的研究觸及「陶德曼調停問題」、「高宗武的秘密使命」、「孔、日密談的問題」、「“宋子良”香港使命問題」等重要議題,參考的研究文獻甚多,且努力持平面對蔣介石的一些行為(這對中國學者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一讀! 陶德曼調停: 王建朗<陶德曼調停中一些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四期 維基百科<陶德曼調停> 高宗武香港使命 〈從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舊事〉,學術中國2006-3:「…自盧溝橋事件以來,高宗武一直以為是瞭解蔣的真實意圖,自己是受命在尋找“對日折衝”之途徑,“試探和平”並非是對蔣的一種背叛。蔣介石之所以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或許其中更暗藏在策略上的某種進退。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復使用的手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那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 陳梓〈與高宗武一席談〉,傳記文學2007-11:「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夜與高宗武夫婦談掌故。高於民二十一(一九三一)由日學法律回國,…蔣聘為(國防計畫委員會後改資委會)侍從秘書(上校階)。…高往日考察,經滿洲國。回京後,…汪[精衛]亦欲用高,乃留作[外交部]亞洲司長。自唐有壬被刺,外交部部次長均怕與日交涉。自王寵惠任部長後,高敢言敢做,故成為對日集中點。汪、蔣[介石]均諮詢。汪與高均傾向和,蔣外作強硬。七七事變起,高…向蔣力陳不能戰,免為共黨利用日本軍力消滅國民政府。是時政府正在大力建設,戰則破壞一切。後高與胡適、蔣夢麟、梅貽琦亦唱低調。胡與蔣言,應找高談。蔣果再與高談,問高應如何,令其設法,但無明諭。回南京後,汪與高談,高覆言其事。汪說他自己去和蔣談,高如有高見,汪便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高說已經向蔣痛切陳詞。後來汪果然與蔣再談。蔣告汪已命高『運用外交』,汪乃命高進行。蔣如抵賴,一切由汪負責(高甚佩服汪之能負責任,而甚怨蔣之政客手腕,成則引為己事,敗則推往別人身上)。於是高去上海與日人交涉(在八一三前)。數日後,張群問蔣有無其事,蔣賴。再三問之,蔣命人召高返京。…高見蔣,謂在漢口無所貢獻,不如去香港搜集情報。…高遂往來港漢之間,與日交換條件。…高在港活動,為共黨所知。中共與俄大使向蔣質問,蔣否認。高乃建議脫離外交部,以私人資格與日交涉,蔣許之。…自此,對日交涉及情報重心,移往汪身上。」(pp. 131-132) 〈蔣介石日記中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學術中國2009-1:「...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高宗武正在上海治病(肺結核),7月14日才回到南京。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全面抗戰的談話,但一般認為兩國交惡,“和與戰”不可相容,實則戰爭與和平交涉有時是並行的,和談對打仗而言是一種政治作戰。1937年7月24日,蔣介石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應當說,國民政府一開始確有不放棄求和之打算,特別是在重大軍事失利與汪精衛“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在“陶德曼調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對日秘談”、“宋子良香港使命”、“張季鸞議和”等密談中,蔣介石始終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以證明其抵抗的決心。這些和談或為延緩日軍的進攻,或為阻撓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年):"自一九四○年九月德軍攻入波蘭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慶政權即積極地與日軍接觸。蔣派遣「藍衣社」的曾廣,冒稱為「宋子良」展開對日和談的諜報活動,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蕭振瀛與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知鷹二等接洽註,孔氏駐香港聯絡人喬輔三則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聯繫。這些對日和談的情報不能讓中共等反對派知曉,但透露給美國反而可以藉此要挾美國支持。  在蔣介石有屈服於日本「誘和」的敲詐(blackmail )之下,羅斯福為了報復珍珠港事變之仇,也不得不應諾蔣的要求,於七月四日同意蔣參加高峰會談。"(pp. 44-45) 陶恒生< 抗戰初期的對日和平運動> 北京大學歷史系演講內容(2006年3月23日) 1. 陶德曼調停與近衛第一次聲明 2. “低調俱樂部”與藝文研究會 3. 董道甯、高宗武密訪東京 4. 近衛第二次聲明與“重光堂協議” 5. 近衛第三次聲明與“豔電” 6. 汪精衛永除黨籍 7.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形成 8. 日汪談判正式開鑼 9. 高陶脫離與密約揭露 10. “桐工作”與汪政府“還都” [註2]〈從長城抗戰看蔣介石為何遲遲不抗日〉,明宗網2009-05-30:「…蔣介石對於長城抗戰始終是半推半就的。他的主要心思在“安內”,不想和日軍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對於整個戰爭,他幾乎沒有怎麼派嫡系部隊參與,只是讓非嫡系部隊和雜牌軍隊抵抗日寇的進攻…。“九一八”後,他借機削了張學良的番號。長城抗戰後,29軍在作戰中屢屢受到上峰謀和命令的制約,以至於作戰異常被動,後來落了個被擊潰的下場,蔣介石也借機撤銷了29軍番號。如此以來,蔣介石便借著日本人之手,將東北軍、西北軍(29軍原屬西北軍)等等地方軍閥的勢力絞殺乾淨...」 百度百科〈長城抗戰〉條目:「…但南京國民政府奉行妥協政策,長城線上激戰正酣時,南京政府與日本侵略者在“交涉”,1935年5月31日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不僅喪失東四省,也使華北的門戶洞開。…廣義的長城抗戰並未結束,馮玉祥、吉鴻昌等愛國將領率領同盟軍,收復了長城沿線的康保、寶昌、沽源三縣城,進而進軍多倫,扼守這裡戰國、秦、漢、金、各朝修築的長城。大批日寇和偽軍急忙壓過來佔據多倫。吉鴻昌調兵遣將,率軍攻城,鏖戰異常激烈,吉鴻昌親率敢死隊奮勇攻城,危急關頭赤裸肩膀,一手舉刀,一手端槍高呼:“弟兄們,跟我來,殺他個兔崽子!”帶頭衝鋒。經過5晝夜苦戰而破城,再經3個星期的苦戰收復察哈爾千里失地。一心針對共產黨,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竟然迫使馮玉祥辭職,殺害吉鴻昌。華北的長城防線及內蒙東部又被日軍控制。...」 參考文獻: 1.  藤井志津枝,< <近代中日關係史緣起: 1871~74台灣事件>>,    (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一刷)。 2.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二刷)。 3.  吳景平,< <宋子文政壇浮沈錄>>,傳記文學,六十一卷第五期。 4.  黃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臺北,時報出版社,    1994年1月初版一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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